我们将被“神经电影学”操纵？一本书，揭秘影像世界的真相

好莱坞有句老话：“没人知晓所有的事情。”

没有人确切知道哪一种叙事方式能吸引大批观众，也没有人能预料一部看上去会火的电影，在播出后是否会票房低迷。成功的《阿凡达》背后，一定有一部不成功的《飞越迷城》。这两部电影的制片、导演以及团队在拍摄前都志在制作一部商业巨作。

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制作人一直在猜测和摸索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创造最佳的观影效果。预测未来的唯一依据来自过去，这也是当时如此流行拍续集的主要原因。电影制作人认为，如果你喜欢《赛车总动员》，那你可能就会花钱去电影院或买光盘看《赛车总动员2》。究竟《洛奇4》能否给社会带来益处尚存争议，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已制作了第六部。

拜神经电影学所赐，下一步可能就是根据观众内心的精神需求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故事。只有较少几家公司在研究这个投机性很强的领域，其中一家就坐落于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座低层小楼里，距离圣迭戈外的米拉玛机场不远。该公司的正门隔着铁丝网与一个马场相对。

PART.

01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拜访了头脑符号神经营销公司（MindSign，以下简称“头脑符号”），而且见到了这家公司的28岁的合伙人菲利普·卡尔森，他笑容温和，有着小麦色的皮肤。他先问我有没有戴心脏起搏器，因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可能会影响起搏器工作。我向他保证，除了我兜里的钥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其他金属制品了。

我们到达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试室时，他说我应把手机和信用卡放在外面，因为室内的强磁场一直处在开启状态，可能会导致手机和信用卡消磁。这让我开始想象，手机里所有的程序代码正一点点从手机里飞出来，被可怕的磁铁怪兽吸走。

卡尔森说，西门子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价值200万美元，而且“头脑符号”是“全美唯一一个私营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这个奇特的仪器与我以前在医院里看见的磁共振成像仪只存在一个不同点：它有一个周围镶满镜子的盒子，边长为10～15厘米，与下方观察对象所枕的塑料架连接。房间一端的墙上有块隔板，放了一台投影仪，可将图片投射到另一端的墙上，再投射到镜子中，以方便观察对象观看。而仪器是用来记录大脑内部反应的。

在2008年，卡尔森与大卫·哈伯德医生及戴文·哈伯德一同成立了“头脑符号”，他们招聘员工时并没有将医学知识作为硬性要求。成立“头脑符号”之前，卡尔森就读于布鲁克斯摄影学院，作为一个电影新手他十分努力，曾与制作人劳伦斯·本德尔发掘不知名的电影，后又就职于梦工厂的电视部。

这家公司唯一一个有医学经验的合伙人是大卫·哈伯德，他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但在1969年退学了，后来相继在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过，并获得了康涅狄格大学的医学学位。他赚的钱大多来自他设计（并申请专利）的一种可治疗背部肌肉紧张的药。他也是一位冥想家，几年前他决定买一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用来研究冥想对大脑的影响。

由于这台昂贵的仪器买回来后一直被闲置，大卫·哈伯德便邀请儿子戴文和卡尔森一起来研究。他们决定看看对于不同的电影预告片，大脑是如何反应的。当时，卡尔森想要到梦工厂市场部工作，他曾请教公司同事，梦工厂在做观众调查时，都会列出哪些问题。就此卡尔森思考，为什么不能更直接地在观众观看电影预告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图像呢？

于是他们让一位受试者（通常是他们自己）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为其播放广告或电影预告片，然后是好几秒的黑屏（作为参考基线和大脑反应基本模式）。他们监测了大脑两个主要区域的视觉激活程度，这两个区域分别为大脑正中前额叶皮层和我们所说的“布洛德曼25区” ，后者负责控制自我意识。

这一基本监测方法是他们许多研究的基础。“头脑符号”又研究了快餐行业的20条广告，分析哪一个最能刺激大脑饥饿区。结果表明，快餐品牌“盒子里的杰克”的一条广告最能激活受试者的大脑。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品牌的快餐店人满为患的状况是否与这条广告有关。

卡尔森希望我也能够加入实验，让我一边看电影片段，一边接受大脑图像的扫描。我无法拒绝这一提议，于是几个月后我再一次登门拜访。卡尔森带我换上无菌服后来到了仪器室，那个仪器就像科幻片中出现过的一样。他让我躺下，把我的头固定在一个稳定的装置上，然后戴上了一个头盔，在我眼前有一个屏幕。任何经历过磁共振扫描的人都会告诉你，整个过程会产生幽闭恐惧感，而且我必须躺着一动不动。仪器开启后会轰隆隆地响，我试着忽略噪声，专注于眼前的电影片段。

“开始了，史蒂文！”扬声器里有个微弱的声音，卡尔森隔着玻璃墙跟我说，“我正在看你的大脑。”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我问。

“我还在看。”他答道。

就在我鼻子上方几厘米的屏幕中间，出现了一个十字形黑色图标。我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个图标看，等待测试开始。接下来的40分钟内，我将观看4段不同的视频，每段时长一到三分钟。4段视频以乱序随机播放，每段播放两次，中间有20秒的间隔时间，黑色十字图标会再次出现，就好像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中，每道菜后都会上一份冰激凌来净化味蕾，以便品尝下一道菜。

第一个短片是电影《战马》的初版预告片，这是一部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巨资作品，它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少年远赴法国拯救一匹与他一起长大的马的故事。我曾看过同名话剧，后来听说斯皮尔伯格要将其拍成电影，我认为这的确很有意义。我很期待看到他诠释这个故事的手法。我看到预告片中炮声连连，炸药在马的四周爆炸开来，而在这片被战争摧残的土地上，那匹马不断地奔跑着，实在令人感动。

第二个短片比第一个更加诡异，它是从1973年的科幻片《超世纪谍杀案》中截取的一个恐怖片段。在电影中，因地球人口过多，政府鼓励人们自杀，然后将遗体作为食物。我少年时曾看过这部电影，久久难以忘怀，尽管这么多年都没再看过，但其中有个场景还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这个场景主要讲述查尔顿·赫斯顿闯入了一个安乐死“处理中心”去拯救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由爱德华·罗宾逊扮演，当时躺在一张医用长桌上。（我发现影片里的桌子和我身下的机器还有点像，而我也像冰棍一样僵在这里。）

我又继续看了另一版的《战马》预告片。第二版和第一版虽然在结构上有些不同，但基本上比较相似，所以观看时也有种熟悉感，我辨别不出来究竟哪一版更感染我。也许那个旋转的大磁铁能发现什么不同吧。

最后一段视频选自《阿娜》，这是传媒艺术实验室的两名学生雷丽·齐西格与杰西卡·金登在几年前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影片中一个智利籍美国社会工作者与一群拉丁美洲人一同工作，在说到自己十分热爱家乡时，她激动得流泪了，因为和其他人一样，她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以上4段视频，但顺序不同，我尽量让大脑保持清醒，看视频之前我试着像擦黑板一样擦去之前的印象，擦去电影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笔迹”。

PART.

02

几周后，我收到了一系列我的大脑成像图。管理情绪和记忆的大脑此时就像一颗“掰开的核桃”，不同的区域用各种鲜艳的颜色标注出来，感觉十分怪异。这些图片展示了我在观看视频时脑内的血液流动和脑电活动的情况，很直接地表现了我潜意识里对画面的反应。

我给卡尔森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磁共振成像显示的大脑血液流动情况的分析结果。哈伯德医生也参与了这次的分析讨论会。

在开始之前，卡尔森提醒我说：“仅仅根据几张大脑成像图，我们不能得出太多概括性的结论，如果有60名受试者，那么我们就能得出更多结论。”但他说通过成像图，还是可以看出我在观看每段视频时大脑的活跃程度。

卡尔森指着其中一张图像，是我看《阿娜》时的大脑活动状态，当时我的前额叶皮层（用黄色标记）活动增强，“执行功能”被激活，这意味着我较为投入。科学实验得出结果后，剩下的就只能靠猜测了。卡尔森说，也许是因为视频制作得很棒，所以我产生了这样的大脑活动，也有可能是我并不是被整个故事打动了，而是其中的某个场景或影像激活了神经元。

下一段视频，即《超世纪谍杀案》，这一自杀题材的影片比《阿娜》恐怖多了，但奇怪的是，我的杏仁核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一脑区负责恐惧，也是著名的应激反应区。相反，我的大部分脑电活动都发生在两颞侧区域。卡尔森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对我来说音乐比影像更有影响力。

选取的这段视频的背景音乐是一段混音：包括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以及爱德华·葛里格的《皮尔·金特》组曲。这些乐曲都十分美妙，但如果画面上有个男人躺在桌子上，正准备接受安乐死，那音乐就有些诡异了。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这段视频没能让我感到恐惧。是我比想象中更坚强，还是有其他更无趣的答案？菲利普跟我说：“如果你之前看过这段视频，那刺激就会减小。但是从成像图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场景触动你，只有音乐起了作用。”

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遍《超世纪谍杀案》，10年过去了，对演员过度表露情感的场面，已经没那么敏感了，也或许是我已经知道主角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他不再是纪录片《科伦拜校园事件》里那个爱玩弹珠的男孩了。

最令人惊奇的是《战马》预告片的实验结果，那段视频里满是战争的嘶吼和喧嚣。但奇怪的是，观看这个斥资上百万美元的好莱坞精彩大片的预告片时，我大脑皮层的活动跟中场休息时看着黑色十字图标差不多。卡尔森又一次解释说，大脑没反应并不能直接表明视频质量差。“我不会判断这段视频是好是坏，”他说，“可能因为大脑被其他事情占据了，所以没太融入电影故事，你基本上没有任何情绪触动。这个片段在你大脑里过了一遍，但好像不太受关注。也许是你在想别的事，也许是你本来就不太感兴趣。”

卡尔森又继续向我解释：“大脑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如果要用到某个脑区，就会先让更多的血液流向那里，那我们的仪器就能追踪到血液中的铁元素，查看血流走向。虽然大脑活动多不一定说明视频好，但在我们看来，大脑参与度高显然比较好。如果预告片不能触发人们的脑电活动，那与黑色十字图标就没区别了。就研究而言，就算你特别讨厌这个视频也总比没反应好。”

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预告片涵盖了电影完整的情节，即把整个故事都展现出来，这样观众才可能会买票。

就像哈森做的卓别林电影片段实验所证明的，呈现给受试者的影像故事性越强，其大脑反应就越强烈。所以面对将一部长达 146 分钟的电影缩减成一分多钟的预告片，我就没有什么反应了，因为它缺乏故事性。

这次经历引发了我的思考。关于那位智利社工的简短视频是由几名学生用几百美元的设备制作而成的；而一部由顶尖团队打造的、耗资几亿美元的影片则动用了一大批一流的技师、演员、音效师、执行人员、市场营销人员、影院运营商等（制作短片）。两者相比，居然是前者让我的神经活动更加活跃，这又对动态影像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启示呢？

这一事例让我明白，一种更加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有着无限精彩的可能，也回答了为什么简单的视觉广告比耗资数百万美元却华而不实的表演更有成效。我们可以把这作为媒体测试的标准线，看一段广告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者按下“消费按钮”。这种测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却又不由得让人排斥。

我向卡尔森提及了我对影像发展的最大担忧，即人们会利用它在政治上操纵大众。他告诉我，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共和党首轮辩论会中，“头脑符号”选取并剪辑了每位演讲者开场白的前两分钟，他们准备请16位共和党议员来研究其在观看这些开场白时大脑会产生哪些反应，以此来决定哪一位候选人的开场白最具成效。卡尔森推测说，10年之内消费品生产公司将有能力制作出更有效刺激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广告。政治候选人同样将会具备这样的能力。

新闻、政治和广告影像不仅在数量上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增加，它们的影响力同样也在提高，这些影像的制造者也正愈发熟练地洞悉并操纵着大众。对此，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式予以反击，那就是要提高技能并更熟练地使用视觉媒体工具及其规则，让我们成为更好的消费者并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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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身处动态影像时代：随着影像形式和内容的拓展，批判性地解读视频并有效地运用影像叙事语言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这本有关影像叙事技艺的“百科全书”，我们可以全盘、透彻地了解何为动态影像时代的“视觉素养”。

作者觉察到了视觉媒介的力量和应承担的责任，他用自己毕生的经验所得，引导我们重塑自己的“视觉素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人际交往和职业生活中成为“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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