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终有用武之地
巴尔扎克在他的《莫黛斯特·米尼翁》一书中这样描述理性介入的时刻：“在爱情中，女人总会把看得清楚错当作厌恶。”
现在，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还是有争议的。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想要理性地思考呢？好吧，我们在想要找到最佳选项的时候。但什么是最佳选项呢？是真相，是能够证实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东西，还是那些能够保持你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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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你想要没有受到任何偏见影响的准确的真相。当道德解释不重要的时候，这还是挺容易的。
举个例子：“我真的很想知道哪种药物对我最好，我不在乎它要花多少钱，从哪儿来，是谁制造的，需要多久吃一次，我也不在乎它是药片、注射剂还是药膏。”这个问题可比“从重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是对的吗”要安全多了。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所以自动化的回答不会有一席之地。当别人在杂货店门口给你一只可爱的小猫时，你会立刻带着它返回你那间不能养宠物的、有个对猫毛过敏的室友的公寓吗？还是说你会先回家想想？最后，一个人当然还需要有理解并使用相关信息的认知能力。
甚至当我们试图去理性思考的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做。研究表明，人们会采用第一个符合自己观点的论证，然后便停止思考。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珀金斯将这个现象称作“讲得通”法则。
然而，人们对“讲得通”这一标准的理解大不相同。这就好比轶事证据（用于推测原因和影响的单独的故事）和真相（已经被证明的原因和影响）之间的差距。
举个例子：一个女人也许相信避孕药会使她无法生育，因为她的小姨以前吃过避孕药，现在无法怀孕了。一件轶事就是支持她的观点所需的所有证据，而且它还说得通。然而，她不会考虑她的小姨是否可能在吃避孕药之前就已经无法怀孕了，也不会考虑她的小姨是否有可能是感染了性传播细菌，如淋球菌或衣原体，从而伤到了输卵管—这实际上是导致不孕的首要原因。她也不会知道，使用避孕药实际上比使用其他非荷尔蒙的避孕手段能更好地保护生育能力（事实证据）。人们主要使用轶事证据。
来看看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迪安娜·库恩用来研究知识获得的例子：
哪个陈述更加令人信服？
A. 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史密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他们会想要变成穿着整洁的衣服、嘴里叼着烟的帅哥。
B. 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琼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当电视上禁止播放烟草广告后，吸烟率就下降了。
受试者包括从高中二年级到研究生的各年级学生。在这些人中，虽然研究生的表现最好，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少有人能理解这两种论点的差异。第一个是轶事，而第二个是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并不会以分析的方式去使用信息，哪怕是在试图做出理性判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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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指出，在人类的进化环境中，如果我们的道德判断机制永远都是准确的，那么若是我们偶尔与敌人为伍来对抗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的话，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他提出了道德推理的社会直觉模型。海特认为，在直觉判断和事后推理出现后，有四种情况可能导致直觉判断的改变。前两种情况与社会世界有关，或是通过推理（不一定是理性的）说服，或仅仅是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同样不一定是理性的）。他认为人们在与他人讨论问题的时候，理性推理就有机会产生。
流言蜚语能达到什么目的？它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社区中的道德行为标准。人们喜欢八卦些什么呢？答案是有趣的花边新闻，而最有趣的则是违背道德的事情。这会将漫谈变成热门话题。
知道萨莉和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有些风流韵事比知道萨莉开了一个派对有趣多了。你会感到自己很正义，并赞同朋友们的意见，说跟已经结婚的男人有这种关系太过分了。但如果你不同意你朋友的想法呢？如果你知道那个男人娶了一个只是为了钱而嫁给他的拜金女，他们没有孩子，房产也被分成了两份，她在一边开着豪华的派对，而他则在另一边利用闲暇时间管理当地公益基金的网站。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她拒绝签订离婚协议。你和朋友会对事实进行一次理性的讨论，并使一方在离开之前改变想法吗？
这取决于你们的情绪在这件事中有多强烈。我们已经知道，人们会倾向于同意他们喜欢的人的观点，所以如果这件事是中性的或是后果不严重，又或者论点尚未形成，这个时候社会说服就可以起作用了。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这些说服性的论点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不是。你会使用你觉得可以说服他人的任何事物来让对方相信你的观点。如果你们两个已经拥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那么就别浪费时间了。当然，特别强烈的反应在道德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宗教和政治”这句格言可不是无中生有的。强烈的情绪会引起争论，从而破坏我们的味蕾，进而导致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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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伯特·赖特在《道德动物》一书中所说：“当争论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结束了。”与之一致的是你的解释器，而坏消息是，你的解释器是一位律师。赖特将大脑描述成一台为赢得争论而生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真相的探寻者。
“大脑就像一个好律师一样：给它任何利益去维护，它都会做好用道德和逻辑去说服整个世界的准备，不论这道德和逻辑是否真正名副其实。就像律师一样，人类大脑要的是胜利而不是真相，有时技巧比美德更值得尊重。”他指出，如果人类全都是理性生物的话，那么有时候，我们应该会去想想永远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仅仅跟一群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说服的形式。你是否想过人们的行为就像羊一样呢？举个例子，我的女儿跟我讲了她在圣迭戈火车站的经历。火车晚点了，当她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只有一扇通往站台的门是开着的，于是人们在门前排了一条长队。而她则推开另一扇关着的门，走上了火车。许多研究都表明了人们是如何被身边的人所影响的。
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希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设置了一个房间，里面有8名受试者（其中7个人都是假扮的）。实验者会给他们看一条线，然后隐藏这条线，再给他们看另一条明显长很多的线。他依次问房间里的人哪条线更长，而真正的受试者排在最后一位。如果前7个人都说两条线一样长的话，绝大多数真正的受试者都会同意他们的观点。社会压力会迫使一个人说出明显错误的事情。
海特提出的第三种最有可能使用理性判断的情境是被他称为“推理判断链”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通过逻辑推理做出一个判断，并推翻自己的直觉判断。海特认为，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一个人最初的直觉很弱，而分析能力很强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也就是没有或只有一点点情绪投入的事件，那么我们的“律师”就会去休假了。如果你幸运的话，一个“科学家”会代替他工作—但可千万别指望一定会这样。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直觉很强大，那么分析思维会强行让人使用逻辑，但这个人最后可能会产生两种态度，直觉态度被埋在表面的逻辑态度之下。所以也许，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科学家”就会先什么都不说，等到喝餐后酒的时候才推推“律师”让他闭嘴。
第四种可能的情境是私人反思链。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可能对一件事情完全没有直觉判断，或者说在仔细考虑这个情况时，旧的直觉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直觉覆盖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发生。而这时你就有了两种相对立的直觉。然而，正如海特所指出的，这真的是理性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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