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只需到岗三天？打工人的“春天”要来了吗？
据报道，亚马逊公司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在办公室工作三天，取消了之前由高级管理人员决定这类工作的政策。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雅西发布在亚马逊公司博客上的致员工的备忘录表示，这项规定将于5月1日生效。
对此规定，网友们们纷纷表示：破大防了！
在我们都以为大厂们都在996的时候，很多外企却已经开始实行一周四天和一周三天到岗的工作制了。
为什么企业都在陆续放弃996？其实这和员工的健康问题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员工压力越来越大，健康情况也每况愈下，因加班猝死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工作压力及其对员工健康的影响在很多地方都不缺少案例。在书《远见2》中记录：2008年1月至2010年春天，法国电信公司至少有46名员工自杀。知情人士把原因归咎于成本削减和公司重组。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有9名员工自杀，另外还有2名员工自杀未遂，受了伤。根据员工的说法，自杀的原因可能要归咎于富士康恶劣的工作环境。
美银美林银行21岁的实习生莫里茨·埃哈特，在连续工作72小时（3天）之后，身体崩溃，猝死于伦敦。验尸报告称，埃哈特死于“可能是由压力和疲劳引起的癫痫发作”。日本的和民居食屋“被指控导致一名入职仅两个月的女性员工自杀……该员工每月加班超过140小时”。
工作压力导致的恶果出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工种和各层组织中。芝加哥的一名通勤列车主管因涉嫌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用公费支付私人度假开支而接受调查，最终卧轨自杀。马里兰州的一名律师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工作，于是饮弹自尽。200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员工不安感和压力上升，使得美国职场自杀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工作环境中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会给员工造成巨大的压力，包括低工资、换岗以及失去工作掌控感。比如，低工资产生的压力在于，员工不得不以很少的收入维持生存，入不敷出也使得员工无法接受医疗服务。毋庸置疑，大量研究发现，低工资会导致肥胖、焦虑、抑郁、高血压和婴儿出生体重偏轻等健康问题。
虽然很多具有危害性的工作主要影响的是底层员工，但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也很难避免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健康和福利的不良影响。比如，“瑞士电信公司49岁的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洛特长期受到7×24小时随时待命工作的困扰，苏黎世保险集团53岁的首席财务官皮埃尔·沃蒂耶长期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严重冲突”，这两名高管都在2013年身亡，疑似自杀。
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的一项报告称，“所有数据表明，25%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生活中的主要压力来源，并且工作压力比包括财务压力和家庭压力在内的其他压力更容易导致健康问题”。
其他国家的工作环境大体与美国一样，甚至压力更大。在书《远见2》中，澳大利亚一份评估压力状况的政府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有45%的澳洲人报告“工作上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在2013年，工作压力至少对75%的澳洲职场人士造成了身体健康问题，压力值创下了两年来新高。2012年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8.4%的加拿大人称，大多数工作日要么有不小的压力，要么极为有压力。
来自英国的一项报告得出如下结论：“证据充分表明，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会使我们付出极高的经济、商业和人力成本。”
有证据显示，工作环境对员工健康的负面影响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原因在于，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如被称为“零工经济”的短期工作和自由职业，正在变成普遍趋势。有些未来学家曾预测，到2020年，“美国职场中有40%的所谓兼职员工”。2015年，自由职业者联盟注意到，过去一年中有1/3的美国劳动者从事了某种自由职业。
尽管职场压力十分普遍，并且有大量证据表明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员工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但奇怪且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关注过这一问题。纵然已有大量医学文献表明，不利的工作环境会影响身心健康，人们也已经在健康护理成本和人口死亡率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职场压力仍在很大程度上被雇主、政府、商学院忽视了。
新西兰人力资源研究所前行政长官克里斯·蒂尔说，当他向新西兰政府谈及职场环境与人口健康存在密切关系时，政府官员回应说，“压力是工作的正常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政府对此不以为意，也不会为此做点什么。
蒂尔注意到，政府根本不知道工伤数量比突发的人身伤害或安全事故数量大，也不知道慢性压力和对健康有负面影响的管理方式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支出都要由企业和社会来承担。
在《远见2》这本书中，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院长达姆·卡萝尔·布莱克说，2011年，她和著名的组织心理学家卡里·库珀爵士兼教授在超过100所英国商学院做了一项即兴调查，以评估它们在课程中是否涵盖了员工健康、工作参与度和员工福利等内容。他们发现，答案是“完全没有”。在雇主方面，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很少的企业会评估与工作有关的压力，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企业就更少了。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生、阿尔忒弥斯关系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丽丝蒂·约翰逊一直对战略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非常感兴趣。她告诉我，“企业会公然反对员工如实反映职场中出现的状况”。
当我质疑她的说法，提到人力资源部门的相关工作以及很多企业都做过员工调查时，她的回答是，这些工作大多只是为了应付公司规章、法律规定和风险管理所提出的要求，以避免企业被起诉，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企业根本没有认真理会收集来的调查数据。
并非所有公司都忽视系统性评估职场所导致的健康和福利问题，盖洛普－健康之路(3)联合开展的全国幸福指数调查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该项调查数据和盖洛普研究专家关注到了员工福利、员工健康、工作参与度和公司表现。但需要注意的是，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只反映了地域状况，没有反映具体的公司情况，所以人们并不知道哪家公司做得特别好、哪家公司做得特别差。
盖洛普报告称，“只有12%的雇员强烈认同他们是因为雇主才拥有更强的综合幸福感”。即是说，大多数雇员并不认为工作会增加幸福感。
当然，还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不过并不多。有些公司已经证明，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以及整体福利既是可行的，也是具有经济效益的。
2004年，安泰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贝托里尼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滑雪事故，差点丢了性命，从此他的左胳膊一直处于剧痛中。当时，他的儿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癌症，也正在接受治疗。这一系列经历让贝托里尼开始关注健康以及其他非传统疗法。安泰保险公司已经将员工健康放在了首要位置，关注员工的身体、心理、社交和财务健康。2015年，安泰保险公司将员工的最低工资提高了33%，提高到每小时16美元，大约有5700名员工因此涨了工资。
安泰保险公司还调整了健康福利政策，减少了员工在健康方面的现金支出，为员工提供免费瑜伽课程，大约有1/4的员工参与其中。至少参与过其中一项课程的员工表示，“平均而言，他们的压力水平下降了28%，睡眠质量改善了20%，身体疼痛减轻了19%。他们的工作变得更高效”。
公司还为员工提供了减肥项目和健康体检。2016年，安泰保险公司发起了学生贷款偿还项目，每年为背负学生贷款的员工提供最多2000美元的资助。在安泰保险公司，卫生健康成本呈下降趋势，偶尔在有些年份仅比全国平均成本略高，这可能是公司在员工福利上投入了更多资金的缘故。
结果是：利他的程度越高，即“员工真正不计回报地为他人付出得越多”，公司在经营上的表现就越好，即便该公司处于竞争异常激烈的传统制造业，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也高达16%。
不难发现，有些公司的确很关心员工福祉，并且我们在撰写本书时检视了很多研究成果和著作，它们都提供了与关心员工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理由。公司完全有可能在关心员工福祉的同时，实现经营目标。然而，关于工作压力、员工健康和员工满意度方面的数据表明，大多数公司领导者需要关注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在《远见2》一书中，杰弗瑞·菲佛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证据和无数例子，揭露了现代职场中工作的真相：当公司的一些管理实践非但不能提高公司效率，带来高绩效，反而导致员工生病甚至死亡时，就造成了一种双输的局面。
这本书将颠覆你对“工作”“职场”的看法。书中引用大量研究结果与案例证明：
许多管理者认为能提高公司效率的措施，比如裁员、加班、聘用兼职工等，实际上都有可能
让公司付出经济上和效率上的代价。
工作环境更健康的公司通常更赚钱，更有效率。
改善员工健康与提升组织绩效这两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兼容的。
